统治精英与官僚

官僚这个人让每个国民闻之憎恨的东西，不仅仅是令国内外投资者胆怯的国家不良『机构』，也是各国人民喊打的对象。官僚虽存在悠久，却是不灭的『长青树』，想要彻底铲除官僚都难，官僚甚至在某些国家被清除后，死而复生，这都有关于国家的政党轮替，以及政党的利益在作祟。而在一些一党独大的国家里更为糟糕，官僚永不消失，这些国家的人民常常受到官员们的刁难，日子久了，怨气将会在民间传播开来，虽对执政者带来麻烦，但它们不会因此下定决心清楚官僚。我们必须承认，官僚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而是当官的日子久了，自然而然从内心所产生出来的一种态度。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无论职位的高低，官员们都有，只是在低阶级的官员中最明显。

官僚之所以产生，原因在于政客们的自身利益，某些国家领袖或执政党，为了掩护涉及丑闻的大官，防止事情闹大而威胁本身的地位，顺便展示政客对管理群体的控制力，便作出象征性的小动作，特意将之冷冻起来，却无意撤换或革除他们，时间久后，他们认为人民已淡忘，又重新的安排那些大官上位，这回或许不再是原有的职位，而是被调职到另一个部门做事，这样便能安安心心的继续他们的官僚作风，待有朝一日，丑闻又爆发的时候，他们又再度被冷藏一阵子，然后又上位，兜兜转转数十载，他们依然是奉行官僚文化的官员。这不只是日本及马来西亚或发展中国家特有的文化，在一些已开发国家也会出现类似情况。

马来西亚当年推行的『向东学习』计划，学得最成功的东西之一便是成功将日本的官僚文化带入马来西亚，使得原本已惨不忍睹的马式官僚再混合了日式官僚，形成一种『比官僚更官僚』的新型官僚文化出现。在这之前，先来探讨日本的官僚文化，官僚在日本这个相当严重的国家里，在过去的３０年内经历了风风雨雨，８０年代的全球性经济风暴，使日本经济小幅衰退，但官僚们过度惊慌，在失措的情况下过度提高投入的资金来救经济，导致日本的财政泡沫化，这种含有投机性味道浓郁的措施，非但无法把日本经济拉回正轨，反而加剧了官僚文化。眼见救市无效，日本官僚这次通过行政，指导银行和保险机构投入巨资抢救房产和股市，经济还是无动于衷，但放贷问题显现了。（参考《下一个社会》２１６～２２１页）

官僚使日本银行过度放贷，因而资金不足，必须向国外举债，以满足官僚的『需求』，这造成每个日本国民必须背负着沉重的债务，日本银行的不良资产估计高达数兆美元，要完全消除那些不良资产恐怕非短期内能达成的，只不过日本官僚太严重，他们根本不会去理会这些问题，因为根本不想修改政策，让它顺其自然。日本官僚有个传统，就是让社会、国家、经济问题自生自灭，原因是他们认为最好的解决方法即是不作出任何解救行动，不过在８０年代的石油危机以及９０年代后期的金融危机，官僚一反传统，反应过敏，竟设法通过巨资拉抬股市、房地产、保险机构和搞基础建设等等，但对日本经济毫无作用。

尔后，官僚的腐败渐渐暴露出来，虽受人民的怨气和谴责，但官僚依旧不倒，因为它靠着统治功能而存，他们认为，若没有了这些功能，国家将不保和灭亡，或造成不稳定的局势，基于官僚渗透和控制各个政府机构，也难怪官僚会有这种想法。此外，官僚也成为统治者维护政权的工具，回顾当今欧洲已开发国家的历史，１９４５年，法国总统戴高乐上台，刚好为二战结束之时，他立即将支离破碎的官僚整合起来，创造新的统治精英，赋予官僚特级的地位，想尽办法为连任总统铺路。１９４９年艾德诺当上德国总理，当时的德国公务员士气极低，甚至活在纳粹的阴影下，屈服于军方，艾德诺因此恢复了官僚的精英地位，他们得到了政府前所未有的高度肯定及自由，不再受纳粹残余的摆布，地位超越了军方。

马来西亚第六任首相纳吉刚上任不久便发表以精英团队领导国家的概念治国，恰好与上述情形相似，纳吉深知执政党颇受人民的厌弃，便『按照常理』创造官僚统治精英。实际上，马来西亚的公务员官僚文化颇为严重，不仅是一党独大的『成果』，也是公务员比例不寻常所导致的。根据数据显示，马来西亚公务员人数已超过１２０万人，总人口２７００万，公务员占人口的比例达约４％，属于极度反常的现象，正常的国家只占１～２％而已，而且大马政府表示还不够，将继续增聘公务员，以满足国家的需求。假如纳吉把官僚以及统治精英团队结合起来，那将是一个庞大的执政者拥护军，透过不断的收敛毕业大专生与吸纳失业者为官僚，希获得更多的『官方选票』。纳吉给予官僚的权力甚至凌驾州议会之上，非执政党议员已不受尊重。

总结，官僚存活的意念非常强悍，要官僚完全在世界各国的行政体系里消失，确实不易，因为官僚拥有一个完整的供应链，每一个链都支撑着官僚的生存，而且这些供应链与人民息息相关，循环通畅，有意打击官僚文化的执政者往往在消除某个供应链之际，引起巨大的回弹，被迫放弃行动，以免打击公务员的士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