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比贸易更重要

国家银行及贸工部近日来不断强调国内出口额剧跌，各家报章连日报道有关的新闻及数据，指我国的出口在本年度一月及二月比去年同时期大跌近三成，造成国内工商业者的业绩大受影响，尤其是制造业的业者，它们已作出最终决定，就是裁员，但数据也显得非常讽刺，因大部分被裁退的员工都属于大马人，外劳只占少数。这说明很多雇主都不愿意裁掉外籍员工，他们看中的是眼前的利益，认为低薪的外劳能够为各自的企业省下大笔的资金，而雇用本地人的薪酬较高，成本自然也提高。

以上论据讲述贸易的本质，即出入口的基本规律，贸易对国家经济的巨大贡献众所周知，它使一个国家的经济自由化，拉动整体的国家财富增长，以及生活素质的提升，例如国人购买舶来货时，能享用到国外高科技的产品，进而提高生活水平，国内科研人员也能趁机研究外国产品的优点，并从中学习其技术，然后出产本地的高素质产品和商品，再将之出口，为国赚取庞大盈利。这当然还有赖于本地科研人员的创新率有多高了。

大马近几年来的总贸易额都维持在一兆元以上，并且不断的微幅增加，其中以电子产品的增长率最小，它虽然占我国最大的出口份额，不过由于电子业未获得阿都拉政府的重视，外资主要投资在矿业（石油）身上，而国内的投资少之又少，缺乏大型的本土科技公司的资金，因此导致电子产品在巅峰时期（２００６～２００７）的出口额不升反跌，其它国家如韩国和台湾则大增，当年的制造业疲弱，被政府关注的服务业迎头赶上。这是个诡异的现象，当制造业放缓时，国人的消费增长率反而大增超过百分之十，令服务业成长１０％，成为国家经济的火车头。

该怎样解读以上现象呢？它说明了制造业（尤其是电子业）的转型程度缓慢，人家已经开始转向高科技生产，而国内中小型电子厂商大部分专注于引进外来劳工，完全没考虑到电子化生产系统的重要性以及必要性。这时期，外劳从１８０万增至２２０万，几乎占了大马总人口的１０％，也占了总劳工人数的一成。但这一点又并未抢走本地员工的饭碗，根据劳工数据显示，大马的失业率维持在百分之３．５，属于偏低的水平，尚在控制范围。这种现象更为离奇。

当一个做生意的雇主雇用外劳为他看档或在工厂里工作时，许多公司的营业额足以支付予那些外劳（本地员工不愿做肮脏、麻烦、薪金少、工作时间长），而本身也得到高幅度的赚额。然后这些经营生意有佳的老板们把钱花费在吃喝玩乐方面，他们在餐馆里大举请客，在零售店里购买商品，还置入房产，促进了服务领域的成长。当然，一个人的力量是不会起着非常大的作用，不过他们若疼惜自己的妻儿，难免会给钱他们自行消费，这提升了在市场上消费的人数。

可是，这些雇主也犯下了一个错，就是引入过多的外劳，长期来说它不能提升生产水平，反之只会拖累制造业的转型，我国要的是迈向一个先进的知识型经济体，以上现象并不符合转变的程序。因为在某个程度上，这种现象加剧了政府越来越看重贸易额的念头，它们认为若要提高贸易额以跻身世界十大贸易国，就必须继续引进外劳，造成外劳泛滥。

国际管理大师杜拉克在《下一个社会》中提到，各国应该更重视投资，而非贸易，因贸易有些时候是虚假的，仅靠着汇率的浮动来赚取盈余，倘若某国的汇率上升，出口额自然被减低，进而削弱其经济表现。反之，若汇率下跌，就能提高出口额，但进口的成本也会因此而提高。一个国家能否获得贸易盈余，取决于它的出口商品，是属于哪个汇率兑换国的主导性，以及进口加工的成本。例如当年（８０年代）美元兑日圆贬值时，理论上日本的出口是应该大跌的，但日本依然取得了盈余，这是因为连日本从海外进口的加工产品价格也下跌了，成本剧跌，自然能赚取更高的回酬。

书中提到数名１８和１９世纪的学者，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排除贸易的重要性，以投资为重点，不偏重保护主义或自由贸易。而依我看，要维持国家的就业率及减低失业率，就是要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贸易所得到的盈利只会集中那些已投资的公司和大企业身上，而它们又注重雇用外劳，根本无法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予国人。投资不同，投资能够增加本地的就业机会，比如开设一家服务中心，这些工作场所不可能将机会保留给外劳吧，因此本地人才能找到合适的工作。虽然某些投资者难免会聘请外劳，但至少不像大企业般雇用清一色的外劳。

另外，信用是非常重要的，整个投资的核心在于信用。没信用，投资者哪敢投资或合伙呢？更重要的是，投资能为市场注入更多的资金，增加资本的流动性，为那些周转不灵的商家解脱。反而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贸易只会让大企业把赚到的盈利收起来而已。而且投资属于创造性的，贸易则在国家与国家之间串行，只是个金钱往来，因为贸易基本上是资本的转移。因此，政府的首要工作是拼投资，有了投资，贸易方能增加，这解说了投资比贸易重要的说法。本文非在贬低贸易，无可否认贸易也是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其中要素，但投资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确实比贸易来得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