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March 30, 2009

投资比贸易更重要


家银行及贸工部近日来不断强调国内出口额剧跌,各家报章连日报道有关的新闻及数据,指我国的出口在本年度一月及二月比去年同时期大跌近三成,造成国内工商业者的业绩大受影响,尤其是制造业的业者,它们已作出最终决定,就是裁员,但数据也显得非常讽刺,因大部分被裁退的员工都属于大马人,外劳只占少数。这说明很多雇主都不愿意裁掉外籍员工,他们看中的是眼前的利益,认为低薪的外劳能够为各自的企业省下大笔的资金,而雇用本地人的薪酬较高,成本自然也提高。

以上论据讲述贸易的本质,即出入口的基本规律,贸易对国家经济的巨大贡献众所周知,它使一个国家的经济自由化,拉动整体的国家财富增长,以及生活素质的提升,例如国人购买舶来货时,能享用到国外高科技的产品,进而提高生活水平,国内科研人员也能趁机研究外国产品的优点,并从中学习其技术,然后出产本地的高素质产品和商品,再将之出口,为国赚取庞大盈利。这当然还有赖于本地科研人员的创新率有多高了。

大马近几年来的总贸易额都维持在一兆元以上,并且不断的微幅增加,其中以电子产品的增长率最小,它虽然占我国最大的出口份额,不过由于电子业未获得阿都拉政府的重视,外资主要投资在矿业(石油)身上,而国内的投资少之又少,缺乏大型的本土科技公司的资金,因此导致电子产品在巅峰时期(2006~2007)的出口额不升反跌,其它国家如韩国和台湾则大增,当年的制造业疲弱,被政府关注的服务业迎头赶上。这是个诡异的现象,当制造业放缓时,国人的消费增长率反而大增超过百分之十,令服务业成长10%,成为国家经济的火车头。

该怎样解读以上现象呢?它说明了制造业(尤其是电子业)的转型程度缓慢,人家已经开始转向高科技生产,而国内中小型电子厂商大部分专注于引进外来劳工,完全没考虑到电子化生产系统的重要性以及必要性。这时期,外劳从180万增至220万,几乎占了大马总人口的10%,也占了总劳工人数的一成。但这一点又并未抢走本地员工的饭碗,根据劳工数据显示,大马的失业率维持在百分之3.5,属于偏低的水平,尚在控制范围。这种现象更为离奇。

当一个做生意的雇主雇用外劳为他看档或在工厂里工作时,许多公司的营业额足以支付予那些外劳(本地员工不愿做肮脏、麻烦、薪金少、工作时间长),而本身也得到高幅度的赚额。然后这些经营生意有佳的老板们把钱花费在吃喝玩乐方面,他们在餐馆里大举请客,在零售店里购买商品,还置入房产,促进了服务领域的成长。当然,一个人的力量是不会起着非常大的作用,不过他们若疼惜自己的妻儿,难免会给钱他们自行消费,这提升了在市场上消费的人数。

可是,这些雇主也犯下了一个错,就是引入过多的外劳,长期来说它不能提升生产水平,反之只会拖累制造业的转型,我国要的是迈向一个先进的知识型经济体,以上现象并不符合转变的程序。因为在某个程度上,这种现象加剧了政府越来越看重贸易额的念头,它们认为若要提高贸易额以跻身世界十大贸易国,就必须继续引进外劳,造成外劳泛滥。

国际管理大师杜拉克在《下一个社会》中提到,各国应该更重视投资,而非贸易,因贸易有些时候是虚假的,仅靠着汇率的浮动来赚取盈余,倘若某国的汇率上升,出口额自然被减低,进而削弱其经济表现。反之,若汇率下跌,就能提高出口额,但进口的成本也会因此而提高。一个国家能否获得贸易盈余,取决于它的出口商品,是属于哪个汇率兑换国的主导性,以及进口加工的成本。例如当年(80年代)美元兑日圆贬值时,理论上日本的出口是应该大跌的,但日本依然取得了盈余,这是因为连日本从海外进口的加工产品价格也下跌了,成本剧跌,自然能赚取更高的回酬。

书中提到数名18和19世纪的学者,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排除贸易的重要性,以投资为重点,不偏重保护主义或自由贸易。而依我看,要维持国家的就业率及减低失业率,就是要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贸易所得到的盈利只会集中那些已投资的公司和大企业身上,而它们又注重雇用外劳,根本无法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予国人。投资不同,投资能够增加本地的就业机会,比如开设一家服务中心,这些工作场所不可能将机会保留给外劳吧,因此本地人才能找到合适的工作。虽然某些投资者难免会聘请外劳,但至少不像大企业般雇用清一色的外劳。

另外,信用是非常重要的,整个投资的核心在于信用。没信用,投资者哪敢投资或合伙呢?更重要的是,投资能为市场注入更多的资金,增加资本的流动性,为那些周转不灵的商家解脱。反而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贸易只会让大企业把赚到的盈利收起来而已。而且投资属于创造性的,贸易则在国家与国家之间串行,只是个金钱往来,因为贸易基本上是资本的转移。因此,政府的首要工作是拼投资,有了投资,贸易方能增加,这解说了投资比贸易重要的说法。本文非在贬低贸易,无可否认贸易也是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其中要素,但投资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确实比贸易来得重要。